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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事件与欧洲移民政策走向

可以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度过了一个风调雨顺的2015年。在她的主导之下，德国经济继续充当欧洲的火车头，欧盟与希腊的债务危机最终达成了妥协，德国在乌俄冲突的调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她对来自中东的难民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更是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涌入欧洲的难民高举着默克尔的画像，把德国视为善良好客的天堂之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作为欧洲领袖乃至全球标杆的形象，从未如此突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默克尔的明智政策。

然而，跨年夜在科隆发生的性侵事件，却给默克尔已经取得的成绩蒙上了一层阴影。目前，据报道已有超过550名女性遭到骚扰或抢劫，其中一名被强奸，而施害者是长着中东北非面孔的人。虽然警方的失职对于大规模性侵事件的发生有其，但不少人还是把矛头对准了近期涌入德国的难民。欢迎难民到来的情绪就此大大降温，而对默克尔的质疑和批评则迅速升温。

这场性侵事件的爆发，绝对是近年来顺风顺水的默克尔政府不愿看到的。首先此事激发了公众的愤怒情绪，不少人认定难民“以怨报德”，以他们的恶劣行为嘲讽了德国的好客精神。根据目前已有的报道，对一些嫌疑人的追踪确实导向了难民群体，但犯事者并非全是刚刚抵达德国的难民。然而很多公众也许不愿做如此细致的区分。

这起事件也正中排外分子的下怀。1月11日，在德国莱比锡市，发生了一场反移民示威，迅速演变为暴力活动。因为社会似乎正在变得更不安全，德国警察将加强对公共场所的巡逻，政府可能扩大安保预算，并增加警力。

在社会舆论压力之外，默克尔面临的更大危机是政治危机。她不仅遭到了反对党的抨击，也面临来自本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的压力，其盟党“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也对她展开了讨伐。反对党“德国选择党”则抓住时机宣扬反移民政策。甚至按意识形态倾向应该同情难民的左派也出现了部分人的倒戈，如德国极左政党“左翼党”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有难民践踏德国的好客精神，他们的确应该被扫地出门。

科隆事件激起的情绪似乎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一些对穆斯林群体不满的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利维护者，也罕见地同他们以往的敌人基督教力量、文化保守主义者走在了一起。

大量难民的涌入的确冲击了德国社会。根据统计，默克尔政府在去年总共接收了110万难民。“基督教社会联盟”等政党已经主张，应把每年入境难民人数限制在20万以内，并实行更严厉的边界控制措施。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默克尔政府不得不强化移民政策立场。

目前德国政府正准备推出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措施，包括大幅度地修改移民法。新法律将增大法官的权限，使其可以将犯下性侵等重罪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对原先的法律是一个突破。

任何群体的任何犯罪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但一个需要做的重要区分是，不能把少数族裔直接等同于难民。这次跨年夜性侵的犯罪嫌疑人有些可能是难民，但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可能不是。又比如，近年来在巴黎等六角法兰欧洲城市发动恐怖袭击的更多是已经长期在欧洲生活的穆斯林，而不是去年以来刚刚流亡到欧洲的难民。一些恐袭者可能有申请难民经历，但绝大多数的恐袭者与穷困来投的难民群体完全无关。

近年来的现象是，大量的欧洲公民加入“伊斯兰国”（IS），有的甚至成为其骨干分子，其中很多是在欧洲被政治、经济边缘化的青年穆斯林，而且电泳设备往往是二代、三代的穆斯林，而不是刚刚抵达的难民。一些恐袭分子说流利的欧洲语言，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自身所在的社会中被异化，走上暴力之路，这才是更值得反思的问题。

中国的络今后企业吞并重组评估以后舆论中有一些人批评默克尔“引狼入室”，但对于局外观察者而言，应该时刻记住的是，欧洲与穆斯林世界存在着长期的交流与融合，欧洲穆斯林的存在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某国某届政府政策的产物。在二战后，因为欧洲的经济复兴，大量发展中国家劳工来到欧洲，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穆斯林，而且他们是在政府的鼓励下到来的。几十年后，这些外来劳工及其子孙后代的融入成为了欧洲所需要解决的重要的公共政策Natus医疗机构偏好选择高力学性能的材料：具有高抗冲击性能问题。目前德国有300多万穆斯林，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无论是否喜欢，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穆斯林就已经成为欧洲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欧洲本土居民感受到的不安全感上升相比，难民与穆斯林群体遭遇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值得警惕。近期在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发生多起针对难民的袭击行为，包括纵火事件等。事实上，在法治社会里，任何犯罪行为不论其实施者属于哪个群体，都应该得到同等的惩罚。目前，一方面是拖家带口九死一生到达德国边界的难民，另一边是对难民涌入与安全形势感到恐惧的德国人，负的政府需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平等考虑双方的诉求。在对待难民危机时，默克尔坚守的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原则得到了世界的尊重，而如果能理性妥善地解决当前的挑不应有锐棱、尖角和磁盘阵列带有剩磁战，她将赢得更大程度的尊重。

当然，在艰难形势下坚守平等自由原则，尊重少数族裔，并不意味着对一些违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行为过度放纵。近期欧洲左翼思想家齐泽克撰文表示，欧洲的左派不应对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的保守、反自由倾向过于宽容。

的确，中东文化中存在着一定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存在着与现代化不符的元素，这是穆斯林世界应该正视的问题。“政治正确”是指不能简单地用少数人的行为来概括整体的品质，必须用政治中立的语言来描述弱势群体，但玩具马达这并不意味着对不同群体因历史形成的特定文化倾向闭目不视。实事求是地批评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的各种现象，例如褊狭、教条、歧视妇女等，不能等同于种族主义。欧洲穆斯林的确应该向西方文明学习，努力融入欧洲的价值观，而且，现代自由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并不必然不可调和。如何走向信仰自由、性别平等，接受现代人权观念与民主理念，是欧洲穆斯林群体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齐泽克的批评有很多正确之处，但就像穆斯林需要注意自身的问题一样，自由派也应注意，不可对种族主义过于宽容，不能因为对一些穆斯林行为的不满和批评，就对极右分子过于放纵。目前世界各地都存在着舆论、观念两极分化的现象，对于理智的人士而言，理想的状态是中左与中右联合起来，温和左派、自由派与开明理性的穆斯林联合起来，抵制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黑暗力量，既包括穆斯林内部的极端主义，也包括欧洲本土的极端主义。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一些人宣扬的所谓的难民冲击欧洲福利制度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根据德国的法律，失业者应该首先选择接受政府所安排的工作，而不能在懒惰和无所事事的状态下领取救济。与德国一样，欧洲许多国家的福利政策都并非没有前提。而且，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估计，难民的流入存在很多经济好处，对于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停滞不前的欧洲是利好消息。即使是作为欧洲经济中流砥柱的德国，目前也面临着工作年龄人口短缺问题，需要补充劳动力。更何况，能前往德国的难民大多是其母国的高阶层人群，受过较好的教育，任由这些人在漂流中苟且度日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欧洲国家为难民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再加上必要的培训使之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将在未来发挥正向的经济效果。

同时，难民是整个欧洲面临的挑战，只能在欧盟的机制内协调解决，包括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接纳难民的份额。目前很多东欧国家对难民采取的是防范和排斥的态度，这也致使难民的目的地过度集中在德国。如果欧盟能对难民接收做出统一规划，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默克尔政府所一直坚持的。默克尔所坚守的大方向并没有错，少数人的犯罪行为不应把理性的公共政策击沉。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接纳超过100万来自异文化的难民都是不小的挑战，而科隆事件又加深了这一挑战。在整个欧洲，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就业中存在的族群歧视因素，穆斯林群体目前处在社会边缘，该群体中失业率高涨的问题又加剧了其疏离感。虽然一些媒体渲染所谓的“穆斯林占领欧洲”，但事实上穆斯林的政治影响力与其人口所占比例严重不符，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公职人员群体里，他们的代表性都不足，这才是欧洲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复杂的时局和嘈杂的舆论中继续走自由主义道路，促进不同族群的融合，提升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其实，在9 11事件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穆斯林群体与欧洲主流社会都相安无事，只是在一系列大规模恐怖袭击发生后，双方的隔阂才不断加深。这个过程是自我强化的：欧洲政治家的一句反穆斯林言论很容易刺激一个人走上极端主义，而个体穆斯林的某个行为又可能刺激欧洲人走向排外主义，这种错误的传导链条应该得到及时的阻断。在一个日益分裂和激进的世界上，理性与克制的价值更显得稀缺可贵，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